尼基? 劳达：飞驰人生
作者：鄢 俊/译 阅读人数121
企业家劳达，2000 年：他讨厌浪费时间。
尼基·劳达是一名传奇人物，以一级方程式赛车手的身份著称，却以航空公司老板的身份成为富翁。不过，无论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劳达都无法真正地享受这一切。这到底是为什么？
大约一年前，我给尼基·劳达发了一条短信。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我在好几个场合都碰见过他：在他经常光顾的维也纳早餐店，在杜塞尔多夫机场，在墨尔本和摩纳哥的F1大奖赛上。尽管已经采访了不少他身边的人：他的弟弟、他和前妻生的两个儿子、他的朋友和生意伙伴、以前和他一起在RT L电视台做节目的主持人等，但我还是觉得，距离完整地了解尼基·劳达还缺少点什么。于是，我向他提出一个请求——现在看来，也是对他的最后一个请求——和他一起飞行一次。我想知道他作为一名飞行员在驾驶舱的表现如何。所有人都对我说，只有在高空驾驶舱，才能认识真正的尼基·劳达。作为一名赛车手、三届世界冠军、体育明星和企业家，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始终是个谜。当初为什么选择了赛车这条路？是什么让他从可怕的事故中死里逃生？作为一名总想比竞争对手更快的赛车手，他靠什么赢得了荣誉？我想再采访一次劳达，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劳达先生，”我写道，“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保证只占用您两分钟的时间。”
对于劳达来说，一切都得“快”。我对他最初的了解就是这一点：他讨厌浪费时间。因此，他的两分钟相当于普通人的20分钟。
收到我的信息，他立即就回复了：“好。11点半在我这儿见？”
我回复：“好。”
他又说：“还是12点吧。”
我再次回复：“好。”
一些认识劳达多年的奥地利同事建议我，和他见面，最好提前15分钟到。他一定会早去，如果看到自己约的人到得更早，他的心情就会很好，感觉自己节省了时间。11点45分，我已经坐在摩纳哥的梅赛德斯馆等着了。
两个月前，也就是2018年3月，我第一次采访了尼基?劳达，地点在维也纳的帝国咖啡馆。见面地点是他选的，显然，我不是第一个在这家餐厅采访他的人。对于记者来说，在帝国咖啡馆吃一顿早餐，是采访尼基?劳达的必备体验。在这里，他不用点菜，服务员总会自动为他端上来一份早餐——一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尼基?劳达早餐”，价格21欧，包含香葱面包、杯装鸡蛋以及一份混合着苹果和覆盆子果粒的酸奶。他每周至少来这家店两次，每次都吃一样的早餐。采访结束后，他马上就要飞去波恩的联邦反垄断局。因为他又一次成为了航空公司老板。这已经是第三次了。1979年，他创办了劳达航空，之后卖给了奥地利航空。2003年，他创办了尼基航空，后来卖给了柏林航空。2018年1月，当柏林航空宣布破产的时候，他买下了其名下所有的飞机及航空运营权，经营起了一家新的航空公司。
7点15分，我到了帝国咖啡馆，尼基?劳达还没有到。服务生把我带到左边角落的一张桌子前——这里是劳达通常坐的位置，随后为我端上一份“尼基?劳达早餐”。7点20分，他来了。看到我已经在那儿，他并未感到惊讶。随后的一个多小时，我们一直在聊航空公司的事儿。劳达属于那种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会连细枝末节都了解得十分清楚的人，要跟上他的思路并不容易。我明显能感觉到，对即将到来的新事业，他抱有极大的热情和期待。然而，有不少事情让他头痛：旧飞机的外观无法悬挂新标志，重漆要花不少时间；老员工的工作态度又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之前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他说。现在，他也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又要做这样的事儿自讨苦吃呢？这个问题对于他的F1事业也好，航空事业也好，都适用。对此，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绕开这个问题，谈起了从前的航班体验。“在维也纳飞往因斯布鲁克的航班上，有新鲜的面包。”他说，“我自己给自己系安全带，就像机长一样。”
这段时间，他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在维也纳发布新的夏季航班时刻表；参加劳达航空从维也纳到杜塞尔多夫的第一次试飞；在杜塞尔多夫策划一场媒体发布会；飞去澳大利亚参加F1墨尔本大奖赛开幕式。当然，这些航班都由他亲自驾驶。“飞行一直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解释道，“但这并不是说我能从中得到多么大的乐趣，我只是喜欢从一个地点飞到另一个地点。除非是个天气晴朗的周日，否则我可不喜欢来回飞。”显然，他是一名实用主义者。1974年，劳达在西班牙大奖赛上第一次夺得F1冠军。同年，歌手雷恩哈德·梅演唱了一首歌，其中的一句歌词唱道：“云端之上，是无限的自由。”在这里，梅表达了对天空的向往，“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所有的恐惧、害怕和担心，都消失了。”至于劳达呢？他享受这种自由么？不，他只是喜欢用最快的速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罢了。
生活中的劳达：1977年和第一任妻子玛蕾娜在一起。
临走时，他问我能不能把账单付了。尼基?劳达一直在用心维护自己“吝啬的富翁”这一形象。关于他吝啬这一点，有很多传闻轶事。曾和他在RTL电视台做过节目的主持人弗洛里安?柯尼希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劳达参加完土耳其大奖赛后一起乘飞机回家，因为劳达不愿意支付卫生间清洁费，他们无法使用飞机上的卫生间，不得不在起飞前临时跑到私人停机坪的草地上去解手！人们总倾向于戴上假面具，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面目，这一点在尼基?劳达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与他之前发生的一起意外事故有关。在1976年的德国大奖赛上，他的车撞到赛道边的岩壁，瞬间起火，他被困在车里将近一分钟，吸入了大量有毒气体。然而仅仅42天之后，他又出现在了意大利大奖赛上，强迫自己回到驾驶舱，结果受了很严重的伤。这种一般人不会有的经历应该让他对人生有了一种别样的领悟吧！
六周后，我在同样的地方见到了尼基?劳达的弟弟。弗洛里安?劳达比哥哥小几岁，在很多方面都和哥哥恰巧相反。他缺少哥哥的韧劲儿，连穿越大西洋的夜间航班都不愿意坐，也从没想过要成为一名赛车手。他曾在纽伯格林赛道上开过一次赛车，评价说，这种经历“不适合普通人”。另一方面，他也有哥哥身上所不具备的品质，比如说安静。“我哥哥没法这样安静地坐着，”他说，“他必须时刻都做点儿什么，或者飞到哪儿去。”一个不能安静地待着、总想去哪儿的人，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永远只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转，那追求最快的速度有什么意义？
弗洛里安·劳达是一名辍学生。学医期间，他就下定决心日后不去医院里工作。辍学后，他跑去印度的大吉岭，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藏医培训中心，用巫术取代了医学，与僧人和喜马拉雅的医生们一起工作。在接听电话的时候，他第一句总是说“是谁打电话烦我？”尼基·劳达觉得弟弟的这个行为非常古怪，对他来说，所有的电话都不是“烦人”的，而是需要去处理的事情，就像他一辈子主要的事业一样，是“需要从赛道上清除掉的障碍物”。他对弟弟有过一句评价，“他从未做过任何我称之为工作的事情。”这句话里有没有可能其实暗含了尼基对弟弟的某种赞赏？
对哥哥再次选择开航空公司一事，弗洛里安·劳达也表示不解。1976年的那次事故造成哥哥的肾脏永久性损伤。1997年，他为哥哥捐了一个肾脏。当时哥哥请他去维也纳最好的一家餐厅吃饭，和他探讨人生价值观，他记得哥哥说：“我对航空行业太了解了，如果不加以利用的话，就太浪费了。”也许这就是答案：对尼基·劳达来说，人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一点都不能浪费。劳达的父亲拥有一家造纸厂，祖父是奥地利工业联合会的主席。在商业领域，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却选择了当一名赛车手。祖父和他说过：“你的名字本不该出现在报纸的体育版，而是财经版。”可以想见，劳达当时承受了多么大的来自家庭的压力。选择当赛车手，是充分发挥了天赋，还是浪费了大好机会呢？
还是年轻赛车手时，尼基·劳达对工作的要求就很高了。他整天都在车间里晃，与工程师交谈，还曾对伟大的恩佐·法拉利说“遗憾的是，你造出了一辆糟糕的赛车”。他一直在努力尝试降低赛车运动的危险性。在70年代，F1是一项高风险的运动项目，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严重的事故，很多人甚至都不认为它是一项体育运动。劳达想出的办法就是，在技术上用更为精密的计算方法来预测危险。他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也可以筛选出像他的老对手詹姆斯·亨特那样的天赋型选手。与亨特进行的比赛，是劳达职业生涯的所有比赛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亨特是一个花花公子，经常通宵狂欢。劳达则相反，每天按时上床睡觉，准时起床。他赞赏亨特，因为亨特拥有他所缺少的东西。很有可能，他也有一点羡慕亨特的无拘无束。弗洛里安·劳达说，亨特动摇了尼基的世界观。他那么自由自在，却一样能赢得比赛。“尼基从来没有想过，人可以两者兼得。”
赛车手劳达：1976年在纽伯格林赛道发生事故。
对于炒作这件事儿，劳达是非常赞成的。现在，这项运动如此被大众熟知和认可，有如此多的赞助商，能赚到如此多的钱，这是好事儿。他说，相比过去的赛车手，他更想当现在的赛车手，“能挣十倍以上的钱，却不必为此冒什么风险。”
2012年有人想把劳达与亨特的比赛搬上大银幕，让人惊讶的是，劳达对此采取了开放的态度。通常，他并不看重自己过去的成就，经常把奖杯送人，甚至觉得赢得比赛后必须听国歌是一件讨厌的事儿。现在，他却突然转变了态度。当我问他关于这部电影的事儿的时候，他说：“你认识写网飞电视剧《王冠》的英国编剧彼得·摩根么？他对我说：‘这将是一部你不喜欢的电影，因为这是我的电影，由我来主导，你没有发言权。’于是，我对自己说，好吧，彼得·摩根是个好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劳达对彼得·摩根的信任表现为：摩根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往笔记本里面敲字，劳达就问：“你往电脑里面写了些什么？给我读读。”
摩根回答：“这不关你的事儿。”
劳达又说：“我已经和你见过五次了，给我读一读吧！”
摩根终于让步，读道：“尼基·劳达先戴上手套，再戴上头盔，然后用左脚迈上法拉利。”
听到这儿，劳达叫起来：“你是蠢么？要先戴头盔，再戴手套。戴着手套怎么戴头盔？至于上法拉利时是用左脚还是右脚，完全无所谓，我又不迷信。”
彼得·摩根听了这话只是耸了耸肩，但劳达还没说完：“再给我读一段，我开始有点担心了。”
摩根：“然后你系上安全带，转动钥匙，十二个气缸咆哮，赛车就开动了。”
劳达：“F1赛车根本没有钥匙，只有一个按钮！”
从那时起，他们之间的合作就变成了一场博弈。电影拍摄期间，饰演尼基·劳达这一角色的演员丹尼尔·布鲁尔主动联系了他。劳达邀请布鲁尔前往维也纳会面。“我只带随身行李去，这样如果我们合不来，我马上就能走。”布鲁尔在电话里这样对劳达说。真实的情况是，布鲁尔不仅在维也纳住了一晚，几周后还应劳达邀请去看了F1巴西大奖赛，以加深对这项运动的理解。电影杀青时，劳达也去片场拜访了布鲁尔。
最终，这部电影得到了劳达的赞赏，他认为布鲁尔对角色的塑造非常讨喜。然而，电影中展现的劳达漫长职业生涯中的某些时刻，却不那么让他愉快。比如在1973年，英国人罗杰·威廉姆森的赛车发生事故起火，劳达从燃烧的赛车旁驶过，并没有帮忙。后来他告诉记者：“我是赛车手，不是消防员。”电影结束后，他对丹尼尔·布鲁尔说：“你的演绎让我显得没那么混蛋。”对于一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来说，这样的话已经是一种极大的赞誉。
1980年，劳达在一架福克飞机的驾驶舱内。
如果永远只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转，那追求最快的速度有什么意义？
马蒂亚斯和卢卡斯是劳达与第一任妻子生的孩子。当他俩回忆起童年时，首先想到的是父亲如何教他们要懂礼貌：要主动握手，交谈时要注视对方的眼睛。“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过孩子，很早就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待我们。他说，反正你们早晚都要长大成人，最好还是早点开始学习怎么做一个成年人。”
马蒂亚斯·劳达17岁就成为了职业耐力赛车手，效力于阿斯顿·马丁队。哥哥卢卡斯是他的经纪人。“每当爸爸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看我开车的时候，我总是很紧张。”2018年6月，卢卡斯说，“我努力做到完美，不让他挑毛病。但是，只要我开转向灯的时间慢了一秒半，或下雨时雨刮用得太多，他都会抓狂。”飞行时也一样，如果飞机轮胎碰到跑道的灯或着陆时所有制动器的温度不完全相同，他就无法忍受。然而，当飞机飞上天空，他就不一样了。也许是因为在天空中，他的内心才能平静下来。这种平静，是他在地面上作为一名企业家、一位父亲和一名偶像所无法拥有的。也许，他之所以喜欢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只是因为在路上能够不被打扰、有机会独处罢了。
传奇赛车手劳达2014年接受采访时说：“你是蠢么？”
我本想问劳达，既然他对于香槟、美女和追求男子气概和魅力这些东西毫不感兴趣，那他为什么要进入F1赛车界？去年5月27号，我在摩纳哥的梅赛德斯馆又和劳达见了一次面。一个月后，他在伊维萨岛得了夏季流感，随后做了肺移植，之后活了大约一年，在70岁生日当月去世了。最后一次会面时，我问他：“我想和您一块儿飞行一次，随便去哪儿都行。我想看看您在驾驶舱是什么样子。”
我想知道“真正”的尼基·劳达是什么样子：他了解自己真实的内心么？他看了我一眼，没问为什么，只说：“行。”
原文作者：马克·胡杰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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