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书写的一段史
作者：俞月圆/编译 阅读人数125
疟原虫告诉我们，历史不一定由人类创造。
两个世纪前，在塞内加尔海边戈雷岛的安娜·佩潘家，戴着时髦尖帽的女士们优雅地走上楼梯，在一个通风的沙龙里品尝美酒，欣赏大西洋的壮丽景色。楼梯下是一个没有窗户的牢房，用来关押顽劣的奴隶。年轻、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奴隶和其他奴隶分开关押。
佩潘是一名非洲裔法国籍人贩子。与客人分享小点心时，她一定听到了俘虏们摇晃镣铐发出的声音。从阳台往下看，她一定见过他们被从一个狭窄的开口推上开往美洲的船只。那个开口被称为“不归之门”。
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们的选择塑造的。如果没有恶人，一项邪恶的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但非人因素也在塑造历史。为什么新大陆的种植园主特别想要非洲奴隶而不是美洲原住民？奴隶博物馆馆长埃罗伊·科利指出，这背后的一个原因是疟疾。这家博物馆就开在原来佩潘的房子里。
追根溯源
疟疾是在16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传入美洲的。疟原虫在奴隶和殖民者的血液中栖身，由此漂洋过海,美洲当地的按蚊又将它们传播开来。很快，当地人和欧洲人大量死亡。但非洲人往往能存活下来，即使被迫在蚊虫肆虐的甘蔗种植园工作的人也一样，因为他们对疟疾有天生的抵抗力。索尼娅·沙阿在《热病》中指出，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们愿意用一个欧洲佣工的三倍价格来购买一个非洲奴隶。蒂莫西·瓦恩加德在《蚊子》中写道，蚊子也会传播其他疾病，“在塑造人类历史这方面，蚊子发挥的作用比其它任何动物都大。”
从戈雷岛凝望非洲大陆，看到的是摩天大楼和集装箱船。那里是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一个繁荣的港口。但在1805年苏格兰探险家芒戈·帕克眺望这条狭窄的海峡时，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定居点和一望无际的森林。他在戈雷岛上待了几个星期，才出发前往内陆。帕克用驴子驮着数吨重的行李向内陆跋涉，沿尼日尔河前进。40多名同伴只剩一人，其余的都死了，许多人死于热病，而帕克自己淹死在了急流中。
帕克遇到的麻烦反映出殖民历史的一个重要事实：非洲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疟疾最盛行的大陆。欧洲移民常常死于疟疾，所以只在疟疾最少的地方大量定居，比如南非，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的高地，以及北非的地中海沿岸。而在西非部分地区，定居者每年死于疟疾的概率达到50%。
在非洲疟疾严重的地区，帝国主义者通过当地的权贵进行间接统治，用威胁和贿赂说服他们与法国或英国合作。在不受疟疾困扰的地区，大批欧洲人定居下来，建立起许多制度，推行种族歧视，当地人的不满情绪持续了数百年。疟疾能够帮助解释为何拥有470万白人公民的现代南非与只有少数白人侨民的尼日利亚是如此不同。“南非”成了“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人人都能看懂的委婉说法。种族隔离制度结束1/4个世纪后，伤疤仍然没有愈合。尼日利亚政治中则存在不同的断层，比如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隔阂。
疟疾也影响了其他大陆。它曾在欧洲广泛流行。古罗马之所以难以征服，原因之一在于它受到彭甸沼地的保护。罗马人认为，那里的人发烧是有害气体引起的。拉丁语的“污浊空气”（mal’aria）后来还成为了疟疾的学名Malaria。
公元前218年，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巴卡越过阿尔卑斯山，在特雷比亚、特拉西米恩和坎尼击溃了罗马人。但由于疟疾，他失去了右眼、妻子、儿子和大部分军队，没能彻底征服罗马。后来入侵的各个蛮族也遭遇了类似的厄运。瓦恩加德指出：“世界仍然生活在罗马帝国蚊虫肆虐的阴影下。”许多国家说着以拉丁语为基础的语言，还有一些国家改造了罗马法，为己所用。
疟疾保护了罗马数百年，但大自然并未停滞不前。公元五世纪前后，一种新的蚊子给罗马带来了更致命的寄生虫——恶性疟原虫，这也是今天困扰非洲的那一种。沙阿推测，恶性疟疾与罗马人习以为常的间日疟不同，可能会使本已处于蛮族围攻下的帝国士气低落、动荡不安。罗马的崛起与衰亡都与疟疾有关，这一理论虽未得到证实，但也能说得通。
疟疾与人类
1000年后，疟疾使另一个罗马机构——天主教会——先遭受冲击，后又得了益处。1492—1623年间，可能共有五位教皇死于疟疾。教皇格列高列十五世患疟疾去世后，红衣主教们来到罗马选择继任者，结果其中六人死于疟疾。最后，一个教派的首脑、红衣主教希皮奥内·博尔盖塞染了病，着急回家。为尽快结束会议，他支持了一个折衷的候选人。正如菲亚梅塔·罗科在《神奇的退烧树》中所说，一只蚊子帮助选出了教皇乌尔班八世。
1630年左右，耶稣会传教士发现了一种治疗疟疾的方法。在秘鲁山区，传教士注意到当地人会在畏寒发抖时服下金鸡纳树的树皮粉末。他们想知道，这是否也能治疗疟疾导致的发抖。结果确实如此，树皮中的有效成分是奎宁。很快，人们就知道耶稣会士可以治疗疟疾，但他们可不会白白给你治病。耶稣会士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他们给那些希望讨好的国王和领主治病，从而将疟疾疗法的秘密转化为自己的影响力。
在英国，可能是疟疾结束了新教的独裁统治。1653—1658年，奥利弗·克伦威尔——那个砍掉查理一世头颅的人——以“ 护国主”的身份统治英国。他的清教法令宛如蚊虫吸血，吸走了生活的乐趣。他关闭剧院，禁掉化妆品和圣诞装饰。他讨厌天主教徒，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他愤怒地拒绝了使用“耶稣会士的粉末”治疗疟疾的提议。高烧使克伦威尔丧命，欢乐之事重新变得合法。
几个世纪以来，金鸡纳树皮永远不够用，但技术逐渐进步。1820年，法国化学家发现了从金鸡纳树皮提取奎宁的办法。1865年，一个玻利维亚人冒着被处死的风险，把当地的金鸡纳树种子交给了一个英国商人。荷兰政府得到了这些种子，并在30年后学会了如何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种植金鸡纳树。1900年，荷兰每年产出超过5000吨奎宁。
二战爆发后，德国入侵荷兰，抢走了荷兰库存的奎宁，日本则入侵印尼并占领了金鸡纳种植园。突然间，轴心国拥有了全世界95%的奎宁，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军事优势。日军以疟疾药片武装自身，入侵中国。这个邻国的面积远比日本大，蚊虫四出。他们还雇了老妇来给睡觉的士兵掖好蚊帐。盟军的保护措施要少得多。在东南亚，60%的人受到疟疾的折磨。在巴丹半岛，当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向日本人投降时，他们中已有85%的人染上了疟疾。这是美国历史上对外国势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投降。《纽约时报》指出，这场战斗的失败不是因为子弹不足，“而是由于缺少奎宁片”。
战争时期的需求促使人们竞相努力发明理想的替代品。德国科学家拔得头筹，发明了氯喹。战后，氯喹得到广泛使用，以致疟原虫对它产生了抗药性。科学与进化之间的竞赛至今仍在继续。
战后，人们在蚊子的栖息地喷洒DD T，大力消灭按蚊。这种杀虫剂非常有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其称为“昆虫界的原子弹”。大量用药后，蚊子数量骤减。1951年，疟疾已从美国消失。1964年，印度的病例数从每年7500万降至不到10万。
但DDT也有副作用。它在环境中持续存在，并向食物链上游移动。在美国，由于奶牛吃了沾有杀虫剂的草，牛奶中发现了DDT。蚊子也进化出了能抵抗这种化学物质的个体。1962年，蕾切尔·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讲述了在不了解杀虫剂长期影响的情况下使用它的危害。这本书最终导致DDT被禁，帮助开启了现代环保运动。
没有疟疾的未来
令人感兴趣的是，如果疟疾从来没有存在过，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汉尼拔征服了罗马，今天的欧洲人是否会说源于古迦太基语而非拉丁语的语言？如果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不是那么有利可图，美国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内战和种族隔离？
这类问题无法回答，但也许有一天，人类能看到一个没有疟疾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自2000年以来，全球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已经减少一半，目前约为40万。通过排干沼泽、喷洒杀虫剂和睡在空调房里，富裕国家已经根除了这种疾病。
在非洲，疟疾仍会夺去许多儿童的生命，让成年人患病，更进一步阻碍了这片大陆走向繁荣。然而，疟疾是可以战胜的。塞内加尔已经在部分地区完全征服了这种疾病，并希望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消灭疟疾。尽管新冠疫情造成了一些干扰，但在综合运用蚊帐、药片和基因技术的情况下，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从达喀尔开车不远，有一个叫福尔城的地方。疟疾在该地区肆虐了数千年，但现在它已经完全消失。“我的哥哥死于疟疾，我的妹妹也是，我也差点这样死掉。”当地富人巴达·尼昂说，“现在我们有了蚊帐，这里实际上已经没有疟疾了。”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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