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反思：从“历史的终结”到“民主的崩坏
作者：潘竞男/编译 阅读人数100
弗朗西斯·福山
编者按：本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福山在其代表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自由民主的胜利，人类的制度演进史将走向终结。多年来，他一直在修正自己的观点。
面对美国日渐失灵的政治机制，2014年我在《外交》上撰文，对植根于美国的政治衰退深表遗憾。我当时写道：“知识僵化和权力固化共同阻碍着制度改革，同时谁都无法保证，在不冲击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能改善现状。”
随后几年里，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在政坛崛起，似乎预示着某种政治冲击。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在重新思忖政治衰退时，我惊喜地注意到“两边的选民都奋起抵制他们眼中腐败的‘建制派’，转而投向激进的‘局外人’，希冀得到政治清明 ”。不过，我也发出提醒，“民粹主义兜售的‘灵丹妙药’几乎毫无用处，一旦采纳，不仅会阻碍经济增长、加剧社会矛盾，更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而非更好。”
事实上，美国人还是接受了这些“灵丹妙药”——至少有足够多的美国人接受，否则特朗普就不可能入主白宫。不过，形势却变得越来越糟。政治恶化以惊人的速度持续着，规模之大让世人难以预料，最终导致1月6日暴徒冲击国会山——这可是美国总统鼓动的暴动。
与此同时，这场危机的深层因素并无改变。执掌美国政府的依旧是强大的精英群体，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歪解政策，结果便是政权合法性大大降低。这些问题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发展变化。两种新现象让形势更加糟糕：新通信技术令协商民主的公共基础不复存在，红蓝两大阵营的政策分歧已上升为文化认同上的分歧。
上世纪90年代，福山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表示，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和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
2014年，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修正自己的观点，认为除了法治和民主，国家治理能力同样重要。多数观点认为，中国崛起和中东混乱导致福山必须修正观点。
无法调和的分歧
不同阵营厌恶的对象截然不同。左翼人士认为，精英群体无疑是大企业和资本利益集团，如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对冲基金富豪和共和党的超级捐赠人——他们的说客和金钱致力于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使其免受任何形式的“民主清算”。但在右翼人士看来，天生邪恶的精英群体是那些与美国保守派的传统价值观或基督教价值观相左的人群。这些人以“唤醒”世俗意识为己任，是主流媒体、高校、大公司、好莱坞的超级经纪人。即使在观点看似重合的议题上，如对科技巨头权力扩张的不断担忧，双方的顾虑也各不相同。蓝色阵营指控推特和脸书推广阴谋论和特朗普主义，而红色阵营则认为这些公司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保守主义精神的偏见。
体制的僵化已变得越来越明显，但体制也有其优点。宪政中的分权制衡机制一直在奏效：尽管特朗普不遗余力地试图削弱制度基础，但法院、官僚机构和地方官员却令他无法践行最坏的举措。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但以失败告终。司法系统——通常就是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拒绝了特朗普方面提交法庭的数十起无意义的诉讼。共和党官员如布拉德·拉芬斯珀和其他负责监督佐治亚州选举的人，英勇地站出来反对总统，拒绝总统在该州非法扭转他的历史性失败。
不过，这些制衡特朗普的机制反过来也会令自我革新大打折扣。得益于选举人团制度和参议员的产生机制，共和党即便在联邦和州一级的选举中赢得的大众选票较少，也能在参议院享有绝对优势。取消选举人团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通过和批准相关法案的门槛非常高。虽然民主党在参议院以微弱优势令共和党在内阁任命等普通议题上失去了否决权，但在更大议题上——如哥伦比亚特区的州地位或新的《投票权法案》——他们势必遭遇共和党的掣肘。即使是推动野心相对较小的议案如新的经济刺激计划，拜登也需要运气和技巧。
2016年特朗普胜选，福山在《金融时报》发文指出，整个人类世界已经进入“民粹式民族主义”时代。
从政党到邪教
正如我在2016年的文章中指出的，美国制度失灵的首要问题是制衡机制同政治极化相互交织，党派斗争僵持不下、持续不断。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科技是驱动因素之一。新技术削弱了主流媒体和政府机构等正式组织塑造民意的能力。最新的昆尼皮亚克民调发现，如今有7 7%的共和党人相信2020年总统大选存在重大舞弊。数千万人投票支持特朗普，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民主理念，恰恰相反，他们觉得，这才是捍卫民主，防止“偷走大选”的民主党上台。
解决技术引发的问题会是未来一段时期的一项重大挑战。暴徒袭击国会山后，推特和脸书关闭了特朗普的账号，这个决定合情合理。但从长远来看，私营公司自行作出对公众影响重大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当然，先前坐视这些平台发展壮大到如此地步，本身就是政府的失误。
另一个问题也加深了政治极化——政策争论升级为身份之争。上世纪90年代出现政治极化时，双方争论的焦点往往是税率、医保、堕胎、枪支、海外使用武力等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并没有消失，但争论的焦点被特定群体的身份问题取而代之，种族、族群、性别和其他社会标志都是身份的界定标准。
政党被政治“部落”取代。“部落政治”在共和党中最为明显。特朗普轻轻松松地就让共和党及其选民抛弃了他们原有的核心价值，如信仰自由贸易、支持全球民主和反对独裁。当他越来越神经质和专注自我后，共和党就越来越个性化。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你的共和党成分取决于你对他本人的忠诚度。如果你跟他的言行有丝毫偏差，那你就出局了。共和党在2020年全国代表大会上没有推出任何新的党纲，而是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们会支持特朗普想要的一切。为什么佩戴口罩和严肃对待新冠疫情这种小事也能引发激烈的党派纷争？原因就在此。
2016年后，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让社会分裂愈演愈烈，成为以上问题发酵的土壤。正如政治学家乔纳森·罗登所展示的，支持或反对特朗普的最大关联性因素是人口密度。美国社会被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价值体系：蓝色阵营的城市、近郊和红色阵营的乡村、远郊。但结构性因素不能完全解释目前的形势。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和益普索在去年秋天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近1/4的共和党人相信“匿名者Q”阴谋论的核心主张。共和党不再是基于相同理念和政策的政党，更像是一种邪教组织。
“部落政治”也存在于左翼群体中，但形式上没有那么突出。身份政治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社会运动的产物。基于身份的社会动员，起初是为了对抗因种族、族群、性别或性取向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但如今对一些左翼人士来说，社会动员就是为了获得群体认同，得到社会对群体差异的正面肯定。
2020年， 福山接受《观点》采访，承认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亡，政府力量必须加强。
分裂之家
拜登上台，谁也不知道美国将走向何处。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共和党内部会发生什么。国会山的暴力风暴是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的严重越权，一些共和党人终于走上了与他公开决裂的道路。几年前，共和党不仅赢得总统大选，还控制了参众两院，而现在这些优势全然不再。特朗普的个人崇拜已经主宰了共和党，以致诉诸暴力也没能让追随者离开。可以想见，为了适应失去权力的现实和扩大党内联盟以赢得日后的大选，先前的主流共和党人会稳健地重塑权威。再或者，特朗普可以把自己打造成甘于为国家牺牲一切的烈士，从而保持他的党内权力。最极端的是，特朗普及其铁杆追随者可能会变身为地下恐怖分子，用暴力反击他们心中非法的拜登政府。
事态如何演化对未来几年的全球民主将产生重大影响。就像上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一样，我们不仅要抛弃特朗普主义，还要彻底取消其存在的合法性。为国家建章立制的社会精英们必须重拾勇气，重塑道德权威。他们能否迎难而上不仅决定着美国制度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还将影响美国人民的命运。
原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编译自美国《外交》]
查看全文请网上订阅实体杂志订 阅
今日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