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冠时代的世界经济：险境与希望
作者：熊文苑/编译 阅读人数80
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变化，对国际贸易、劳动市场和政府角色产生了深远影响。
“黑天鹅”理论认为，出乎预料但影响重大的事件往往比人们预想的更加重要。如果粗略地翻看经济数据，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数十年来，天下太平，然后2020年的新冠疫情颠覆了一切。
复盘2020年
2020年以前，最精密的模型表明，一场规模堪比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疫情可能造成全球7100万人死亡，并导致GDP萎缩5%。事实证明，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似乎要少得多，但对GDP的冲击更加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于去年六月作出预测，到2020年底，全球经济产量将比没有疫情的情况低8%，这是二战后最严重的跌幅。相比之下，在2009年“大衰退”期间，全球经济的萎缩幅度仅为0.1%。
疫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国际劳工组织表示，去年4月，25～54岁美国人的就业率近50年来首次低于70%；同年第二季度，全球1/6的年轻人失业，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则减少了近1/4。世界银行曾预测，中低收入经济体将在2020年出现至少60年来的首次收缩，8900万人将陷入极端贫困。学校连续停课数月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持续数十年。此外，封锁措施损害了人们的心理健康：超过10%的美国人表示自己认真考虑过自杀。
疫情导致富裕国家的政府对劳动和资本市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干预。在欧洲最大的五个经济体，政府出资让超过4000万名员工暂时休假；美国大幅提高了失业救助金，超过2/3的人领取的救助金甚至高于他们原本的工资；美联储为美国企业债务兜底；德国为德企提供的贷款担保约占该国GDP的1/4。
然而，这些措施意味着高昂的代价，其中包括公共债务飙升。IMF预测，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总额占G DP比重将从2019年的105%升至2021年的132%。这种愈加沉重的负担带来了一种新的财政激进主义。为解决政府债务问题，各国央行印钞数万亿美元，导致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欧盟有史以来首次呼吁发行联合债券，为经济复苏筹款。已然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的力量会得到强化，贸易、科技、金融和经济政策将加速改变。相较而言，十年前金融危机后出台的政策在当时被视为激进，如今却不值一提。
第四大经济冲击
疫情前，21世纪的三大经济冲击塑造了全球经济版图：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金融危机、数字经济的崛起。新冠疫情是第四大冲击。疫情导致的需求降幅更甚于金融危机；储蓄或将长期走高；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可能成为常态——在经济疲软之际，这将支撑资产价格。企业更清醒地认识到了庞大而脆弱的供应链的风险，进而希望将供应链迁至更近的地方，并使供应商多元化。疫情还加速了数字化进程：消费者加快了从实体购物到电商购物的转变，也更加习惯在网上获
取医疗和教育服务。
疫情将成为政治、地缘政治以及经济领域的转折点。2020年之后，世界将进入更为激烈的大国竞争时代。疫情的暴发恰逢并且助推了中美紧张局势升级，如今的情况是几年前最鹰派的观察人士也料想不到的。美国游说世界各国禁用中国的5G技术，加强对外国投资者的审查，通过制裁来限制中国获取美国半导体技术，还强迫中国将热门应用软件TikTok出售给美国。两国都在寻找更多贸易伙伴，但这两大经济体联系紧密，难以彻底“脱钩”。
国际贸易：变换地点
蔓延的经济衰退一度比疾病传播更为可怕。经济损失沿着制造全球商品（尤其是汽车和消费电子商品）的供应链传播。中国是全球第二大零部件出口国，因此，在中国工厂关闭后，全球各地的制造商都面临延期交付。在韩国暴发疫情之前，现代集团就已经由于进口零部件短缺而停止生产活动。
随着疫情的蔓延，地点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疫情无法逃避，全球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最同步的崩塌。不仅是商品，人员也停止了跨境活动，2021年达沃斯论坛延后举办。供应链恐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对企业而言，这进一步证实了来自远方的风险；对政府而言，这是转向国内的有力理由。结果就是，全球化将加速改变，而这些变化早有征兆。
全球供应链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7年金融危机。在此期间，全球贸易大幅增长，本质也有所改变。随着亚洲新兴市场加入世界经济，外贸总额的增速几乎达到了全球经济产出增速的两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在许多零部件和资本商品的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从10%以下增至30%以上。
2010年代为全球供应链踩了一脚刹车。国际贸易总额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停止上升，外国直接投资开始下降。由于生产逐渐自动化，跨国企业即便将生产地点设在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地方，节省下来的开支也逐步减少了。社交媒体的兴起则让消费风潮更加难以捉摸，为了满足没有耐心的消费者，商品的生产和配送必须越来越快。企业逐渐认为长供应链难以掌控且充满风险。贸易开始集中在各个区域。全球化进入减速阶段。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挑起中美贸易战。同年，英国决定脱欧。许多欧洲国家领导人对不受约束的市场感到不满，希望本国也能出现与中国巨头一决高下的“冠军企业”。麦肯锡咨询公司的苏珊·隆德表示，2020年之前，许多企业并未意识到其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麦肯锡的一项调查显示，约93%的企业计划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
政治家们也意识到了医疗系统对外贸的依赖。个人防护设备的短缺导致许多国家开始限制或禁止出口此类设备。据I M F统计，2020年全球新增了120项出口限制。许多医疗产品的生产高度集中，中国出口了全球60%以上的抗生素、镇静剂、布洛芬和扑热息痛。不幸的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就会倾向于奉行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曾在上世纪30年代盛行于世，也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一度抬头。
以上便是全球贸易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全球化减速、贸易战和对供应链的怀疑。因此，有人把当今状况与20世纪早期作比较：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流感和30年代的大萧条击溃了全球化的高峰。
今后，决定全球化未来的更多是服务而非商品。W TO的数据显示，服务出口约占贸易出口总额的1/5。和商品贸易一样，服务贸易也受到了疫情冲击，因为旅客人数急剧下降。不过，消费者不大可能会突然丧失对旅游的兴趣，而且各国也不会长期对游客关闭国门，因此旅游业终将反弹。
与此同时，远程办公吸引的投资出现激增，这可能带来更多数字服务贸易。在疫情暴发前，WTO业已开始宣传进一步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并预测称，如果发展中国家采用数字化技术，就会在国际服务贸易中获得更大份额。疫情期间，数字化进程得以加速，这有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但助力程度将取决于疫情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
劳动市场：拨云见日
新冠疫情是一场灾难，但也创造了一次实验机会。短短数周内，专业人士集体离开办公室，转而在家工作。面对面会议被视频会议取代，通勤时间也变成了在办公桌前更长的工作时间。七成受疫情影响的美国人表示，在家办公比他们预想的要好或好得多。去年五月美国GDP的2/3产生于员工家中，这是和平时期无与伦比的生产技术转变。
美国企业预测，员工在家办公的时间比例将从疫情前的5%升至20%左右，这一比例与员工的平均愿望相符。许多公司可能会采取这样一种模式，即大量员工的工作时间由在家单独工作和在办公室协同工作共同组成，但这并不会扼杀热门城市或终结聚集效应。企业需要办公室来整合招聘、监测业绩、建立关系和传播知识。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仍然希望聚在一起。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国际商务旅行的永久停摆会阻碍知识的跨境流动，从而令全球GDP惊人地缩水17%。
第二个影响是不平等加剧。经济衰退对穷人和无技能人士的打击更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失业情况很严重，而他们的就业取决于高收入者的支出。哈佛大学一项研究显示，截至去年七月底，美国年薪超过6万美元的工作岗位相比一月减少了2%，而年薪低于2.7万美元的工作岗位减少了16%。
但从长远来看，第三个影响可能是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具体而言，热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住房短缺对经济的拖累将不再那么严重。住房短缺之所以限制了经济增长，是因为它使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聚集效应放缓，使穷人和年轻人难以搬入城市，找到更好的工作，从而失去机遇。它还扩大了房东与租客之间的分歧，前者享受着房价上涨带来的意外收益。据估计，如果纽约、圣何塞和旧金山的建筑管制像美国普通城市一样宽松，美国GDP将比现在高3.7%。
远程办公的兴起将把机会分散到整个经济中，而无需考虑住房成本。最好的情况是，互联网最终击败城市。经济学家亚当·奥奇梅克指出，原则上，线上比线下聚集和互动的人数更多。此外，如果雇主雇用的不仅是能来某座城市上班的雇员，而是任何能够上网的人，那么应聘者的数量将大大增加。这样，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匹配度更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或许最终能够带来21世纪的技术进步所许诺但从未实现的生产力提升。
实现这种乐观的愿景需要企业继续尝试变革，而不是固守新的套路。远程协作的未来不在于死气沉沉的视频会议，而在于沉浸式的虚拟环境，就像电脑游戏，人们可以在其中度过很长时间却不会感到疲惫。这样的环境能够创造更充分的共享体验和人与人之间自发的互动，从而建立关系。这可能会让更多企业完全实现线上运营，而不是像许多人现在预期的那样采取线上加线下的模式。
政府角色：推动复苏
在20世纪，每隔数十年，危机都会重塑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1906年，民众对保守主义失去信心，英国的自由改革派赢得选举。美国在大萧条后迎来了罗斯福新政。二战后出现了“黄金三十年”，凯恩斯主义盛行，社会福利扩张，政府保障就业。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用个人主义和经济纪律驱逐了国家主义和经济滞涨，从而催生了“第三条道路”政治。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21世纪发生的重大经济事件并未导致这样的变化。许多选民感觉自己被强大的无名力量裹挟。经济增长不均衡，大多数政府也没有思考过如何弥补在发展中处于弱势的人群和地区。所以，“愤怒政治”出现了。许多国家的选民怀念过去的经济模式，但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措施，这种模式都已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对社会流动性下降和资产价格上升感到失望，还担心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收入、财富或机会的不平等。
如果不平等现象加剧，资产价格飙升，城市服务业就业岗位减少，科技公司越发强大，政府过快地实施财政紧缩，那么政治氛围将更加不健康，进一步分化为右翼不受限制的经济国家主义和左翼幼稚的千禧社会主义。疫情为错误的干预主义——试图阻止而非适应变化——创造了完美的条件。政府向企业发放大量贷款，央行实行不限额的财政刺激，国家为就业市场兜底……这些措施很可能带来经济停滞。长期而言，拯救所有快破产的企业和无限制保护就业只会让社会更加贫穷，转向保护主义以及宣扬“冠军企业”亦然。
政府不应试图恢复过去的经济模式，而必须适应变化，确保民众不会蒙受重大损失，并尝试更广泛地分配经济成果。
商品贸易对于人们的生活至关重要，但它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数字服务贸易的未来令人向往，但政府必须清除途中的障碍，而这并不容易。这意味着放手让更多白领员工像数十年来的蓝领工人那样面临激烈竞争。同时，政府还必须解决关于数字税的跨境争端，确保与日俱增的数据跨境流动相关规则不会阻碍贸易往来。这些措施可能带来丰硕的成果：在企业投资于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劳动力市场或许将掀起新一轮创新浪潮。政府本身也能从中获益：跨境供应商在医疗与教育这两大领域提供服务的时机已经成熟。
政府应该充当家庭收入的最后一道保险，就像2020年那样。政府为家庭提供的紧急补贴证实了一条自由主义准则：政府更擅长搬运资金，而不是经营和运作。相较于其他形式的财政刺激，收入补贴更迅捷、透明和安全。政府应当随时作好准备，保护工人的收入免受疫情封锁、经济衰退和颠覆性技术等不可抗力的影响。
均匀分配经济增长的果实是政府的最终目标，也是最难实现的目标。政府应该寻求创造就业高峰，避免像金融危机后那样过早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长期来看，决定收入分配的更多是结构性因素而非经济周期。政府必须努力提高数字化经济的竞争力，这意味着提升公共数据的标准化水平和可移植性，放宽知识产权规则。明星企业在网络上大放异彩，这更加凸显出拆除准入障碍的重要性。
鉴于许多国家近期政治局面混乱，上述前景或许不甚明朗，但2020年至少可以开启一个民粹主义式微、经济政策突破藩篱的新时代。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查看全文请网上订阅实体杂志订 阅
封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