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我裸辞了……
作者：Kyle/编译 阅读人数121
格林过去是洛杉矶的一名社区心理治疗师， 裸辞后，她搬到了罗马，靠积蓄度日。
在美国，大批年轻人离职，并且决心不再回归职场。
| 大辞职潮 |
惠特尼·格林最近的生活有些不同寻常。每天清晨，唤醒她的是罗马街头的各种声音：踏板摩托引擎声在鹅卵石路面不停回响，顾客在店里买提神浓缩咖啡时
轻快交谈。到了下午，格林会去上意大利语课。闲时，她会吃着开心果冰淇淋和手工意面，看游客聚集在纳沃纳广场和许愿池附近。这些日子，她正忙着自学键盘乐器，并为自己梦寐以求的远程医疗事业搭建网站。格林过去是洛杉矶的一名社区心理治疗师，负责解决边缘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美国那边的生活已经距离她很遥远了。去年6月，她辞去工作，和女友搬到了意大利。
格林是2021年数百万离开传统岗位、决心不再打卡上班的美国人之一。这是美国自201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辞职潮，并且人数仍在上升。去年6月，390万人辞去工作；到了7月，又增加了390万；在8月，有430万人不想干了。这种情况在年轻员工中尤为显著：在9月，近1/4年龄介于20岁至34岁之间的美国年轻人被列为“非劳动力资源”。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这些人差不多有1400万，他们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在找工作。一些人出于心身耗竭决定停下来休息；另一些人觉得，疫情压力逐渐减弱，是时候放弃主业、重操副业了；就服务行业的许多员工而言，待遇差、工资低已经变得无法忍受。格林属于最后一类，她31岁，拥有硕士学位，决定从死工资的泥潭里抽身，给自己休个假，在成为自由职业者之前靠积蓄生活。与此同时，美国仍有约1040万职位空缺。疫情倦怠症和工作条件差给年轻员工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这波被称为“大辞职”的浪潮，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喘息机会，让他们能够借戏剧性的生活变化来治愈内心创伤。
“这是一场革命，绝不仅是一次裸辞。”住在华盛顿特区的23岁女性伊菲玛·埃兹马科说。她曾是一名酒店员工，还做过酒保。她去年3月从事最后一份服务工作时，对臭脾气的顾客和低得出奇的工资终于忍无可忍。那会儿是她进入服务行业的第五个年头，她撑不下去了。疫情期间，顾客的言行举止变得更糟，比如会要求服务员摘下口罩，“看看长得如何才能决定小费给多少”。埃兹马科和同事终于擦亮眼睛、认清现实：靠小费过活必须承受巨大的羞辱。在她看来，那点儿工资根本不值得。于是她毅然辞职，在家人的支持下开始攻读社会学学位。如今，她是活动组织“公平工资”的一名志愿者，这个组织专为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争取权益。
休闲和酒店业的年龄中位数为31.9岁，比其他任何行业都低。“公平工资”负责人萨鲁·扎亚拉曼透露，在接受问卷调查的服务业员工中，约有一半表示计划在2022年辞去工作。她慎重地将“大辞职”运动与白领们离职享受生活的方式区分开。“白领们多半是悄悄离职的，但服务行业的员工正在酝酿一场革命。”
她说，“他们大声疾呼：‘我们热爱这个行业，但除非有永久加薪，否则我们不会回来！’”
美国就业市场目前有1040万职位空缺，“急需人才”的标牌随处可见。.
| 改变现状 |
疫情暴露出许多深层次问题，比如失业金难领、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等。此外，企业用人短缺，市场亟需人才，这让求职者拥有了更多主动权。即便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工作的在职员工也突然明白，必须为自己设立一个待遇底线。埃兹马科和格林的经历或许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某种社会转变的一部分。在这种转变中，年轻员工优先考虑的是自我价值。
而且，现在这些年轻人有能力改变他们的职业现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卡兹表示，疫前就拿着高薪的员工——比如格林——在封锁隔离期间开销减少、储蓄增多，经济上更宽裕，辞去工作不至于说没饭吃。另外，虽然市场上出现了大量职位空缺，但劳动人口并不着急就业，反而更有底气从职场抽离。卡兹特别指出，这不是年轻员工离开劳动力市场这么单纯的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尝试新事物，抓住新机遇，抛开旧有的劳资谈判”。
就业市场之所以现在如此，也是因为远程办公的流行。它令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成为可能，对“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1996年）来说尤其如此。这些人几乎有一半在双职工家庭长大，耳濡目染，自然认为工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现在突然出现一种新的方式，可以兼顾生活与工作。2020年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该年龄段有74%的人不想回办公室坐班，比例为所有年龄段中最高。考虑到方便照顾孩子，千禧一代的女性待业在家的可能性更高。仅在去年9月，就有超过30.9万名女性离开职场。疫情前，幼托服务已经告急，而如今，日托中心停业，保育员严重短缺，女性不得不无限期地滞留家中。
另一些人则认为，远程办公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艾玛·穆恩去年6月辞去了营销代理一职，她想要打破企业体制的桎梏。她说：“我觉得我单干的话，能赚得更多、进步得更快，而不是整天盯着那些年度、季度、月度报表。”年仅22岁的穆恩如今自己做着咨询业务。她没上过大学，但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三倍。她可以灵活出差，还能自由安排工作时间，即便这看起来像全天候工作，而不是朝九晚五。
像穆恩这样的人不太符合我们对就业的理解。她是一名独立工作者，而非等待录用通知的求职者。并且，她手里的客户仍在增加，毫无疑问，她不会失业，也不会再替别人打工。“这让我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处理问题，管理团队的压力也能让我作出更明智的决定。”穆恩说。此外，看人脸色拿工资所带来的焦虑早已不复存在。“我见过有人突然被辞退，我自己以前也被炒过鱿鱼，这甚至让我出现了心理问题。”她还列举了初创公司的一些不确定因素，而这些公司最受年轻人的青睐。
的确，初创公司最开始的干劲很容易被消磨殆尽。30岁的工程师科里·加布里埃尔森是西雅图一家农业技术初创公司的元老级员工。去年4月，他离职了。这份工作需要频繁出差，他曾经出差14天，实地考察农场机器人。工作两年后，他准备休息一阵。他说，辞职后的几个月里，他“什么也没做”，只想从心身耗竭中慢慢恢复。
现在，加布里埃尔森每天要做期权交易，运营一个追踪以太坊价格的推特自动账户，还会涉足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投资。他谈不上变得更快乐了，因为他很怀念办公室里的社交互动，但至少，他现在每天的情绪都很稳定。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独立个体，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加布里埃尔森没有全职工作，但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他手里有一些积蓄，投资也挺顺利，况且现在正是加密货币繁荣发展的时期。“工作上我没有任何压力，我的目标不是回去替人打工。”他说。
| 浪潮涌进 |
经济学家预测，“大辞职”的浪潮才刚刚掀起，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找到新的赚钱方式并不难。加布里埃尔森的一个前同事和他同一天辞职，还搬到了阿姆斯特丹。穆恩和格林说，她们很多朋友都在咨询如何摆脱朝九晚五的生活。扎亚拉曼警告说，除非餐饮业作出重大变革，否则还会有更多的年轻从业者舍弃微薄的收入，选择维护自己的健康。如果政府不在幼托服务上下狠功夫，年轻母亲就有后顾之忧，自然会把照顾孩子摆在第一位。无论裸辞的动因是什么，年轻的蓝领和白领都发现，离职后变得更快乐、更独立了。对格林而言，生活的剧变开启了她的梦想征途。她每吃一口冰淇淋，梦想似乎就距离她更近一步。
原文作者：赖莎·布鲁纳
[编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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