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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05期

“龙妈”艾米莉亚·克拉克:为我的生命而战

作者:张文智/译      阅读人数121
 


《权力的游戏》剧照:“龙妈”

童年的所有梦想就要成真时,我却几乎失忆,甚至死掉。我从未向外界透露过这件事,现在,是时候了。
 
        那是2011年初,我刚拍完HBO新剧《权力的游戏》第一季,该剧是以乔治·马丁的小说《冰与火之歌》为基础改编创作的。我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演艺经历,却被安排饰演丹妮莉丝·坦格利安,这个角色还有大草原的卡丽熙、龙石岛公主、不焚者、打碎镣铐者、龙之母等头衔。按照编剧大卫·贝尼奥夫和D.B.韦斯的说法,她就像是拿破仑、圣女贞德和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结合体。
 
        第一季杀青后一周,我就投身于剧集的宣传和首映等事宜。隐约的兴奋之余,我没有成就感,却担心被关注,担心自己对演艺行业知之甚少,担心演得不好。
 
        为了缓解压力,我开始在一名教练的指导下健身。2011年2月11日上午,在伦敦北部克朗奇区的一家健身房更衣室里,我换衣服时忽然感到头疼得厉害,浑身无力,连鞋子都几乎穿不好。开始健身后,我强忍不适,做完了最初的几组练习。
 
        接下来教练让我做平板支撑,可我刚一摆好姿势,就觉得脑袋上仿佛箍了一条橡皮筋,拼命地往里挤压着,疼得我实在受不了,就跟教练说要休息一下。然后,我几乎是爬着回了更衣室。我来到洗手间里,跪在地上,不适感加剧袭来。与此同时,头部的疼痛——刺痛、刀割一般的痛、挤压一般的痛——愈加厉害。我意识到,自己的脑子出问题了。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打起精神来,试图驱散疼痛和恶心感,还对自己说:“我不要瘫痪。”我活动着手指脚趾,确认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时候,我听到旁边隔间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不舒服,她于是过来帮我,把我调整至侧卧的复苏体位。接下来的一切立刻变得嘈杂、模糊起来。我记得有救护车的鸣笛声,还听到有人说我的脉搏微弱。就在我呕吐不止时,有人用我的手机给我住在牛津郡的父母打去电话,让他们到惠廷顿医院的急救室来找我。
 
         昏昏沉沉中,我被从救护车上抬下来,人们用滚轮床把我推进一条充斥着消毒水味道的走廊,那里人声嘈杂,言语间流露出无限担心。因为没人知道我到底怎么了,医生和护士也没法给我用药。
 
        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扫描后,不祥的结果很快出来了:蛛网膜下腔出血(SAH)。这是一种由于血液流入大脑周围空间导致的中风,可危及生命。出血则是因为我体内有一颗动脉瘤发生了破裂。后来我才得知,大约三分之一的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人会立即或不久后丧命。即便侥幸没死,也必须马上接受手术,不然极有可能再次出血。但即使动手术也不能保证把人救回来。
 
        我又被救护车送到伦敦市中心的国家神经科与神经外科医院。此时已是午夜,病房内,妈妈斜靠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我则在药物引起的晕眩、剧烈的疼痛和持续不断的噩梦中翻来覆去。我被告知要在手术单上签字。脑部手术?那么多工作在等着我,我可没时间动手术。不过最终我还是答应签字,然后就陷入了昏迷。接下来的3个小时,医生为我实施了手术。这不是我最后一次接受手术,也不是最坏的一次。我那时才24岁。
 
        我在牛津长大,爸爸是一名音效师,妈妈是一家全球性管理咨询公司的市场部副总裁。我们家不是很富有,但父母一心想给我和哥哥提供最好的条件,他们辛辛苦苦赚钱,供我们读私立学校。
 
        我记不太清楚自己何时产生了想当演员的念头。3岁那年,爸爸带我观看音乐剧《演艺船》。我那时是一个又吵又闹、坐不住的普通小孩,却静静地在台下坐了两个多小时,全神贯注地看戏。落幕时,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双手高举过头顶,拼命地鼓掌。
 
        从此,我像中了魔一般,在家里一遍遍地用录像机播放《窈窕淑女》,以至于录像带因磨损得太厉害而哒哒作响。在我看来,这部取材自萧伯纳舞台剧《卖花女》的电影证明,只要方法得当、排练充分,外加一个好导演,你就能脱胎换骨,一举成名。可当我说要走演艺道路时,我发现爸爸不太乐意。他认识很多演员,在他的意识里,那都是些神经过敏、无事可干的家伙。
 



英国演员艾米莉亚·克拉克
 
 
        我就读的松鼠小学位于牛津郡,那是一个田园诗般的所在,秩序井然又甜蜜温馨。5岁那年,我在一出戏剧中担任主演,可当我走上舞台准备说台词时,大脑里却一片空白,只能静静地站在舞台中央。
 
        时光流转,我的演技也在提升。10岁那年,爸爸带我去伦敦西区试镜尼尔·西蒙的《再见女孩》。走进室内,我发现每个参与试镜的女孩都唱了《猫》这首歌,而我能唱出来的只有英国民谣《骑驴子》。工作人员耐着性子听完后说:“能唱点别的吗?现代一点儿的!”我就唱了辣妹组合的《Wannabe》(我就要),唱得老爸难以忍受,用双手捂住了脸。我自然没有被选中,不过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如果选上,报纸上就可能有关于你的负面报道,那更让人难受。”爸爸说。
 
        我在学校里扮演过很多角色:《西城故事》里的安妮塔、《萨勒姆的女巫》里的阿比盖尔、《麦克白》里的一名女巫、《第十二夜》里的薇奥拉……中学毕业后,我没有急着读大学,而是休整了一年。在这期间,我当过侍应生,还当背包客去过亚洲。之后我进了伦敦戏剧中心攻读学士学位,从《樱桃园》《火线》等作品中汲取着表演艺术的营养。但那些纯真少女的角色不会落到我头上,而是会找高挑婀娜的金发女孩来演,我则出演过《醒来歌唱》里的犹太妈妈。
 
        毕业后,我暗下决心,一年内只接拍那些有意义的戏。我到酒吧打工,到呼叫中心打工,到光线昏暗的博物馆打工,告诉人们“右边就是洗手间”。这种日子真是度日如年,但我矢志不移,不接烂戏。
 
         2010年春,经纪人打电话给我,说HBO有一个新剧集正在伦敦选演员试镜。这便是《权力的游戏》,它的试播集出了岔子,要重选演员来饰演丹妮莉丝。这个角色需要一个“脱俗的、铂金色头发的神秘女子”来演,而我是一个“个子矮小、深色头发、凹凸有致的英国人”。不过我仍然为这个角色作了精心准备。
 
         那段日子里,我没觉得自己不健康。因为我经常血压低、心率过缓,所以有时会头晕,偶尔头昏眼花甚至昏过去。14岁那年,我得过偏头痛,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在戏剧学校读书时,我还曾摔倒过。不过总体来说,这些症状似乎只是生活和做演员的压力带来的,而且都是可控的,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想来,它们可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
 
        我在伦敦苏豪区的一间小摄影棚里完成了《权力的游戏》试镜。4天之后电话来了,让我在3周之内飞往洛杉矶,为编剧贝尼奥夫、韦斯及HBO的管理层读剧本。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我动身前往洛杉矶,票是对方订的,商务舱。在候机厅里,我偷走了所有免费的茶。读剧本时,我憋着不去看从旁走过的一个高挑婀娜、满头金发的漂亮女演员。读完后又忍不住发问:“我能干点别的吗?”
 
        大卫·贝尼奥夫说:“你可以跳段舞。”我不想扫大家的兴,就跳了小鸡舞和机械舞。回想起来,这么做很有可能把事情搞砸,因为我的舞跳得并不好。
 
        离开时,他们跑过来对我说:“恭喜你,公主!”
 
        我得到了出演角色的机会!这让我激动得几乎喘不上气来。回到酒店,有人邀请我去参加派对,我谢绝了,一个人在房间里吃了奥利奥,看了《老友记》,还给每个认识的人打了电话。

 


艾米莉亚·克拉克认为自己是一个“个子矮小、深色头发、凹凸有致的英国人”。
 
 
        我接受的第一次手术是微创手术,没有开颅。医生运用了一种名为“血管内栓塞”的技术,将一根金属导丝从我的腹股沟插入股动脉内,导丝一路向上进入脑血管,对破裂的动脉瘤进行封堵。
 
         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醒来后,我感到疼痛难忍,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而且不能四处看,因为喉咙里还插着管子。我口干舌燥又恶心作呕。医生把我转到了重症监护室,4天后他们告诉我,要对我密切观察两个星期,如果这段时间内没有什么并发症,那么我康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渡过那个关键期之后的某天晚上,一名护士叫醒了我,这是一系列认知练习的一部分。她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全名是艾米莉亚·伊泽贝尔·尤菲米娅·罗斯·克拉克,但当时我根本想不起来,而是说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这让我顿时恐慌起来。我之前从未体验过这样深刻的恐惧,就像末日来临。我是个演员,我需要记住台词,可现在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
 
        我得了失语症,此症源自脑部受损,只能含混不清地说一些没来由的话。妈妈费尽口舌,要我相信自己的意识是清醒的。我明白妈妈是在安慰我,心绪最差的时候甚至一度想要拔管子。演员工作以表达和沟通为主,没有这些,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又被送回了重症监护室,一周后失语症好转,我能说话、能想起自己的全名了。住院一个月后,我出院回家了。泡个热水澡,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甭提多爽了。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投入《权力的游戏》第二季的拍摄中。
 
        虽然重回以前的生活,但医生对我说,我脑部的另外一侧还有一个小一点儿的动脉瘤,随时可能发作,不过由于比较小,也可能一直潜伏,不会对我造成伤害,只须密切观察即可,无需手术。此外,病后的康复也非一蹴而就,我要按时吃止痛药。我跟“权游”的上司讲了自己的情况,但我不想公开病情,以免大家对此评头论足,影响剧集的拍摄。
 
        甚至第二季就要开拍了,我仍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没把握。我时常头晕体虚,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有一次参加剧集的巡回宣传活动,我们下榻伦敦的一家酒店。在那里,我完全跟不上节奏,思维迟钝、呼吸困难。接受采访间隙,我都要溜出去吃止痛药。
 
        “权游”第一季的播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我对此并不清楚。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现在是IMDb上的第一名!”IMDb号称全球最大的电影数据库,可我对其毫不了解,反问:“什么是IMDb?”
 
        在杜布罗夫尼克拍摄第二季的头一天,我反复给自己打气:“我很好,我才20多岁,我很好。”我全力投入工作,没有缺席第二季的任何一场拍摄,但是表现得很挣扎。第二季是我演得最烂的一季。
 
         拍完第三季后,我在2013年又接演了百老汇戏剧版的《蒂凡尼的早餐》。在纽约为该剧忙活的那段时间里,我抽空做了一次脑部扫描——现在我要定期做,结果显示,我脑部另一侧那颗小点儿的动脉瘤已经长大了一倍,医生说必须动手术,并承诺这次的手术会比上次简单。不久,我就住进了曼哈顿某医院装修得很娘的一间单人病房里,爸妈也赶来了。“两小时后见。”妈妈说。随后我被推进了手术室,金属导线再一次从我的股动脉开启旅程,直抵脑部。然而手术失败了。我从剧痛中醒来,尖叫着,医生说我出血很多,如果不马上再次实施手术,我活下来的机会渺茫。而且这次手术是传统的开颅术。
 


拍摄《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时,艾米莉亚·克拉克(中)与其他演员合影。



艾米莉亚·克拉克为美国时尚杂志《时尚芭莎》拍摄的写真
 
 
         第二次手术的恢复比第一次更加痛苦,我看上去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比丹妮莉丝经历过的任何一场都要残酷。因为这场手术,我的脑子里往外出水,一小块头骨被用钛补上。现如今你们看不到那条从我的头皮直到耳朵的疤痕,不过在手术之初它很明显。而最让我担心的是认知能力或感知能力的丧失。手术会影响注意力、记忆和周边视觉吗?虽然如今我已经可以跟人们开玩笑说,那次手术夺走了“我对男人的好品味”,但在当时,它远没有这般轻松。
 
        我再次住院一个月,其间一度希望全失,备受焦虑和恐慌摧残。我从小就被教育不要抱怨上天不公,被教导总有人比自己更不幸,但经历了两次手术后,我对生活的信心全没了,只剩下一具躯壳。当时我自认为肯定活不下去了,还以为得病的消息会曝光。确实有媒体报道了我的情况——第二次手术6周之后,美国小报《国家问询报》发了一篇豆腐块文章。他们的一个记者问我的病情,我否认了。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所有真相,请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并非孤例,还有无数人比我的结局更惨。
 
        第二次手术后几周,我和“权游”的另外几位演员参加了圣迭戈动漫展。展会上,粉丝们非常热情,我不想让他们失望,但在回答问题环节之前,我突然感到头痛欲裂,那种令人生厌却又熟悉的感觉再次出现,我觉得自己大限已到。我已经骗了死神两次,这次怕是再也骗不过去了。走下舞台时,公关问我怎么了,我说了自己的症状,可她说,还有一个MTV的采访在等着。我当时想,如果去了,在采访期间发病,那可就被现场直播了!
 
        好在我挺过来了,挺过了MT V的采访以及之后的好多好多工作。第二次手术后的这些年里,我的恢复超乎预期,现在我已经百分之百地康复了。除了拍戏,我还决定和英国、美国的朋友一起,发起名为“如你”的慈善机构,旨在为那些处在脑损伤和中风疾病康复期的人提供治疗。对于我的妈妈、哥哥,救治我的医生、护士,以及我的朋友,我心怀无限感激。我的父亲因癌症于2016年去世,临终前他还握着我的手。我非常想念他,对他说再多感谢都不够。
 
        随着“权游”步入尾声,我很欣慰,也很幸运。我很开心能够看到这部剧的大结局,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也很高兴能看到一个新的开始。
 
原文作者:艾米莉亚·克拉克
 
[译自美国《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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