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勇敢的自我实验者
作者：刘 梦/译 阅读人数88
为了进行科学研究，一些科学家勇敢地把自己当作小白鼠来试验，甚至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作代价也在所不惜，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科学家进行自我实验呢？
1994年的“搞笑诺贝尔奖”颁给了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洛佩斯，以表彰他在1968年时，为了证明“猫的耳螨也能传染给人类”，在自己身上做了一系列危险的实验。洛佩斯先用棉花棒沾水，从一只猫的耳朵里取出了1克左右的耳螨，然后将它塞到了自己的左耳中！这些耳螨在他的耳朵里待了一个月后才消失，期间洛佩斯详细记录了它们在耳朵里的活动情况，以及自己的感受。然而，为了验证实验确实已经成功了，在一个月后耳螨消失后，洛佩斯竟然又重新做了一次实验！为了寻找真相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也难怪“搞笑诺贝尔奖”会颁给他。
事实上，在科学界科学家们将自己当作小白鼠，进行自我实验的事例并不少见。他们有的是因为对自己的理论非常有把握，对自己所做的研究满腔热忱，才会敢于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有的是为了避开道德委员会繁琐的批准手续，实在等不及才进行的自我实验；有的则是为了名垂青史，于是选择了放手一搏以身试验。
无惧黄热病
美国画家迪恩·康威尔的这幅画，讲述了当年美国陆军细菌学家杰西· 拉扎尔、詹姆斯·卡罗尔和沃尔特·里德被派往古巴研究黄热病，他们通过一系列的亲身实验最终证实——蚊子是黄热病病毒的传播媒介。
研究黄热病
在人类与黄热病的漫长斗争史中，有着许多科学家既疯狂又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自我实验行为。在19世纪初期，黄热病席卷了许多国家和地区，这是一种可能会致命的疾病，患者主要表现为发热、发冷、呕吐和内出血。当时，关于黄热病的传染途径众说纷纭，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通过接触病人传染的。当时，一个叫做斯塔宾斯·弗斯的医学博士，为了解决这些争论，决定以身试验。他先是将黄热病人刚刚吐出来的黑色呕吐物，涂在了自己弄出伤口的手臂上，来看自己到底会不会被传染，又把病人的呕吐物以及血液、唾液、汗水和尿液，涂到自己的眼睛上，但这么做都没有引起感染。为了进一步证实他的想法，弗斯做了最后一个更为恶心的实验，他把病人的呕吐物吃了下去，先是以药丸的形式，最后直接从口中将其喝下，由于他最后还是没有得病，所以证明了黄热病并不会传染。
同样为了研究黄热病，1900年，美国陆军细菌学家杰西·拉扎尔、阿里斯蒂德斯·阿格拉蒙德、詹姆斯·卡罗尔和沃尔特·里德被派往古巴进行研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亲身实验最终证实——蚊子才是黄热病病毒的传播媒介。不幸的是，这几位专家最后都感染上了黄热病，拉扎尔还因此病逝，当时年仅37岁。除了阿格拉蒙德，另外两位专家也未能幸免于难，沃尔特·里德1902年死于腹膜炎，詹姆斯·卡罗尔也在5年后死于黄热病。起初，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专家为了研究黄热病做出的牺牲，直到1947年，拉扎尔的日记本被公开，他们的事迹才为人们所知，他们还成为了当时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不过，最后南非的马克思·泰勒获得了1951年的诺贝尔奖，因为他研制出了第一支针对黄热病的疫苗，而且，他也是这支疫苗的亲身试验者。
通往心脏的导管
在过去，要研究一个活人的心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德国医生维尔纳·福斯曼将一根导管插入自己的静脉，并一直将导管推向了心脏。如今，医学界已广泛使用心脏导管术来诊断和治疗心脏疾病。
通往心脏的导管
除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为了避开道德委员会繁琐的批准手续，也是迫使科学家们不得不进行自我实验的原因之一。比如，195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德国医生维尔纳·福斯曼。在上世纪30年代，要研究活人的心脏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但福斯曼医生曾经见过，法国生理学家将一根管子穿过马的颈静脉，并沿着它的脖子一直往下，直到抵达它的心脏，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马都是活着的状态。福斯曼确信这项实验在人的身上也能实现，但他的想法被导师和其他专家驳斥了，他们认为福斯曼是个疯子。
为了继续对心脏的研究，福斯曼只好将自己作为试验品，他将一根软管从自己肘部的静脉插入，直到抵达心脏。为了确认软管已安全进入心脏，福斯曼还托着软管去放射科拍了X光，X光片显示这支导管正安全地放置在他的心脏里。如今，这种心脏导管术已被用来诊断和治疗多种心脏疾病，福斯曼医生的自我实验也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肯定。
严格的道德审查
鉴于人体实验有过太多的黑暗面，比如，纳粹医生曾以科学实验为借口，在犹太人集中营进行过多项恶劣的人体实验，因此，1947年编写的《纽伦堡医学道德法典》开始规定，人体实验应当坚持基本的操作规范，即必须进行严格的实验危险评估，并充分告知受试者这方面的相关信息，必须在规范的动物实验基础上再进行人体实验，必须保障受试者有随时退出实验的自由。
与此同时，国际法也开始规定，所有人体实验应该遵循受试者完全自愿、知情、有利于社会、尊重科学等基本原则。法律在保障了人权的同时，也为科学家们进行实验增加了难度，所以，他们有时为了避开道德审查，只能用自己作为试验品来进行实验。
咬我吧！
2015年，昆虫学家贾斯汀·施密特因发明了“施密特刺痛指数”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发现是以曾经被无数种毒虫叮咬为代价的。
自我实验是否必要
科学家们的以身试验，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诸多科学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如今，已经很少有科学家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了，一方面是因为这类实验太过于危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我实验缺少统计学的基础，一两次的实验结果无法说明些什么。
比如，关于癌症是否会传染，这个如今我们看来毫无争议的问题，前人却探索了近百年的时间。1901年，内科医生尼古拉斯·森恩为了探索这一问题，将癌症患者的癌症组织注入了自己体内。当然，他最后没有感染癌症，不过这一次实验并不能说明问题，还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来支撑他的猜想。
自我实验还有个问题，那就是科学家本人的观点倾向性，他们会不自觉地拥护、寻找、解读和记得那些和自己观点相符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实验并解读实验结果。
比如，在1889年7月，内分泌学科的先驱，当时72岁高龄的前哈佛大学教授布朗·塞卡，在一次科学会议中宣布，他发现了“返老还童精华素”。原来，他将从狗和豚鼠的睾丸和其他器官中提取的精液、体液和血液混合，再注入到自己体内，宣称自己的体力、耐力和注意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仿佛年轻了30岁！但讽刺的是，不仅别人无法重复“返老还童精华素”的神奇疗效，连他本人都没有放慢衰老的脚步，他的妻子还为了一个年轻男子而抛弃了他。最终，这场自我实验被认为是教授个人的安慰剂效应，寻找“返老还童药”的行为也成了学术界的笑柄。
耐力极限实验
为了研究飞机弹射座椅产生的加速度，对飞行员会产生何种影响，1954年，美国空军军医约翰·斯塔普亲自上阵实验，用9只火箭助推器推动滑轨上的自己，最高时速达到了600多英里，然后再紧急刹车，这次实验让他终生留下了视力上的后遗症。
人体耐力的极限实验
科学家们的自我实验就像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史诗，但其中又带着一丝疯狂的气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空军急需知道飞行员从超音速飞机中弹出后，能否逃过一劫，因为速度的急剧变化，会让飞行员的身体承受巨大的压力，可能导致死亡。为此，美国空军外科医生约翰·保罗·斯塔普自告奋勇，在一系列的极限身体实验中找出了答案。他设计了一个由火箭推动的雪橇，先驾驶雪橇将速度提到音速，再紧急制动，以探索人类耐力的极限。在7年的时间里，斯塔普尝试了将近30次，每一次制动时，减速的压力都压迫着他的身体，他曾多次经历眩晕、脑震荡、剧烈头痛、肋骨破裂、肩膀脱臼和骨折，更可怕的是，当运动的人体突然停止时，眼球还有可能冲出头骨，继续向前飞。
在1954年，斯塔普进行最后一次实验时，他真的差点丢掉了自己的眼球，当时9个火箭推动他达到了时速600多英里，当他紧急制动时，他承受了破纪录的46.2G压力（相当于一头3吨多重的大象压在身上）。斯塔普在实验感想中写道：“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眼睛要被拽出头部了，我用手撑开我的眼皮，但我什么也看不见。”这次实验造成了他眼球的毛细血管破裂，差点引发视网膜脱落，虽然他最后没有失明，但视力还是留下了终生的后遗症。
无论结果如何，这些自我实验都体现出了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和无私忘我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原文作者：安赫尔·萨巴德尔
[译自西班牙《真有趣》]
查看全文请网上订阅实体杂志订 阅
历史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