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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08期

失控社会的怒气和暴力

作者:周 妮/编译      阅读人数195


消防员被扔瓶子,警察被放狗追赶,急救科医生被骂,街头时常可见斗殴和开枪走火。社会上的这些怒气和暴力究竟从何而来?为何那么多人会在日常生活中丧失理智,突然爆发?
 
         如果在《明镜周刊》的电子文档库中搜索带有“袭警”“消防员殉职”“警察殉职”等关键词的资料,并把时间范围限定在近4年,把出处限定在65种德国报纸和杂志,然后将找到的文章打印出来,几分钟后就可以拿到一份和整个柏林的电话号码簿规模相当的卷宗,里面的很多故事都十分令人匪夷所思。
 
         2017年11月3日,在柏林一家日托所,一个一岁的男婴因心室颤动而生命垂危。赶来的急救人员将车停在停车位外围,因此堵塞了停在这里的一辆车的出口。“滚开!我得去上班了!”这位汽车司机怒吼道。当急救人员向他解释,目前车内进行的急救关乎一个人的生死时,这个23岁的年轻人回答道:“你们抢救谁关我什么事?”然后,他徒手毁坏了救护车的外后视镜。
 
        2018年9月4日,在汉诺威,一名汽车司机抢了两个自行车手的优先行驶权。为防止撞车,其中一个自行车手扶了一下这辆大众途安汽车的后窗玻璃。接下来,汽车司机开始围堵那两名自行车手,并在开了几百米后在两人前面刹车,跳下车后痛打了他们一顿。试图提供帮助的目击者同样挨了揍,赶来的警察也遭到了辱骂。
 
        2018年10月21日,在足球B级县级联赛中,SV Preussen Eiberg和Essener SG99/06两队正在打下半时的比赛。在第69分钟,两名球员打起架来。几秒种后,其中一人面部流血,蜷缩倒地。他的对手把他的鼻子咬掉了一块。
 
“罗威纳犬社会”
 
        这三个来自德国的场景都让人难以置信,但这只是全部问题的冰山一角。在德国,这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查电子文档库,只需要在德国大街上停留一段时间,或是在公共办公厅待几个小时,或是看一眼医院的候诊室和警署的等候室,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疑问: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我们的安保体系失灵了吗?我们天生的情绪自控力出问题了吗?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如今已经不再适用了吗?
 
        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攻击行为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不满都会引发愤怒的大爆发。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一趟列车班次被取消,一个男人因此带着一把折刀跑上站台大喊道:“卑鄙龌龊的联邦铁路部门,你们在哪里?你们全都该被杀掉,血流殆尽而亡!”在汉诺威,一个人因为看手机而不小心走上了车行道,就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诅咒三天后就会死掉。而在上普法尔茨地区的阿恩施旺,一个居民命令他的狗扑向前来调查前一晚火灾的一名女警。消防员被扔瓶子,公交车司机因为拒绝了一些乘客随意停车下车的要求而遭到殴打。
 
        当然,日常生活中的攻击行为一直都有,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攻击性更多地开始针对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公务人员。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研究证明,西方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安全,暴力行为也越来越少。哈佛大学科学家斯蒂芬·平克也在他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类新史》一书中表示,我们生活在迄今为止最和平的年代。如果想想战争和谋杀等灾难,确实是这样,但是社会研究专家们认为,不那么残忍的暴力行为却是正在增长的。可以这样说:因酷刑或冰雹而死的风险降低了,由于夜晚发出太大噪音而被邻居爆头的可能性却增加了。
 
         经济学家保罗·科里尔称之为“罗威纳犬社会”。他在自己的《社会资本》一书的副标题中哀叹了“我们社会的崩塌”。一般来说,这些观点很难得到数据上的支持。比如,对于街道交通中的暴力行为,就没有专门搜集的数据。上文提及的案例隐藏在“人身伤害”“反抗国家权力机关”“侮辱”等司法概念之后。但是只要看看政府部门、各联合会和政治家长期以来采取的大量应急措施,就可以知道有些东西失控了。“我们的社会总体来说变得更加暴躁了,”安德里亚斯·齐克说,“但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吃惊。毕竟多年来,在各个社会阶层,最受到推崇的都是执行力和利己主义。”57岁的齐克在比勒费尔德大学主管多学科冲突和暴力研究所。七年前,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就强烈警告德国社会冷漠现象正愈演愈烈。
 
        那时是2011年12月,研究所发表的一项以“探究社会对其最弱势群体态度”为目标的十年研究结果表明: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暴力行为和暴力倾向均有所增长。时任研究所所长的威尔赫姆·海特梅耶尔发现,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孤立感和社会不公平等等都让人们越来越不安。
 
        如今,右翼德国选择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可以说宣告着攻击行为的合法化。2015年,时任主席弗劳克· 佩特里说:“我们需要那些胆小鬼来鼓动大多数人。”最近两年,攻击行为出现的地点大多集中在国家公务部门。例如,2018年,在几十名公职人员遭到民众的言语或行为攻击之后——其中还有社会福利局的一起咬人事件,德累斯顿市宣布为市政管理楼实施一项新的安保方案。全德国就业服务中心的员工出于安全考虑,都将打孔器和剪刀放进了柜子里。米尔海姆公共安全和秩序管理部门已经开始让员工接受警棍操作培训。
 


2015年,在布雷默弗德发生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之后,行人和救援人员扭打在一起。
 

        2017年联邦刑事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共有7.4万名警察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成为暴力的牺牲品。由于这些攻击有的甚至发生在理应完全友善的交通事故调查记录过程中,德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新法律,规定哪怕是在执行简单公务的过程中发生的袭警行为最高也能判处5年监禁。
 
        德国联邦铁路公司记录了针对列车员的2550次袭击,比两年前增加了700多次。该公司为员工开发了一款软件应对紧急状况,并考虑投入使用警配相机。
 
        柏林市多年来致力于建设更加人性化的街道交通——想法很好,收效却颇微。停车标志、红绿灯、限速标志……很多人显然将交规视为对他们自决权的不正当干涉,因此将自己武装起来,排气量、发动机功率、车速、攻击水平都呈直线上涨态势。有限的街道空间越来越多地被SUV所占据。它们似乎专为街道之战量身打造,难怪奥迪前CEO鲁伯特·施泰德会宣称:“很多车主不想购买一则在马路上滚动的‘克制退让’公告。”
 
        去年新上牌的小车中有1/4是SUV,2016年的这个比例还只有去年的一半。而SUV油耗更高、污染更重,很难找到足够大的停车位的问题,似乎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拥有一辆可以扫清前路的汽车。有“道路坦克”之称的SUV,也确实是军队为进军难以通行地区开发出来的车辆的文明版本。
 
        德国足联虽宣称发生暴力事件的赛事比例只占3‰,但是如果考虑到每年共有约150万场比赛,总数也不少。尤其是在低水平的业余级别赛事中,会有选手用角旗、瓶子、棍棒有时甚至是弯刀发动攻击。裁判多次发起罢工活动,想就此发出信号,引起社会关注。
 
        运动社会学家君特尔·皮尔兹多年前就曾和学生们一起记录德国足球场的日常。研究者们在一次青少年足球竞赛的赛场边缘布置了隐藏麦克风。皮尔兹听到父母们对他们的孩子吼叫:“踢他!”“干掉他!”
 
       “时常听到这些话的人,不会接受输球。”皮尔兹说。显然,“社会中心冲突被转移到了周末的球场”。
 
愤怒的源头
 
        这种愤怒从何而来?很有可能是那些多年来在网络上愈演愈烈的暴力行为,如今已经转移到了现实生活中。侮辱、诽谤、诋毁、谩骂等行为的诱惑力从未减弱,而且如同社会冲突研究者们几年前就已经预见到的那样,现在它们也开始针对国家代表。
 
        在网络上,人们疯狂地针对政治家们,辱称其为“污泥畜生”、“瘾君子”或“傲慢的大便”。绿党政治家克劳迪娅·罗斯被威胁“让你从人间蒸发”,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在信箱发现一枚手枪子弹。但是如今,一切已经不再只停留在言语的恐吓上了,而这从阿尔特纳市市长安德里亚斯·荷尔斯泰因的案例就可见一斑。2017年11月,一个男人在一家土耳其烤肉小吃摊袭击了他,将一把刃长22厘米的刀抵到了他的脖子上。“我要杀死你!我都快饿死了,你却让200个外国人进城!”这名失业者怒吼道,好在小吃摊的两位员工随即制服了他。
 
        社会心理学家齐克表示,暴力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反抗权”。“很多证据表明,如今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借助暴力来实现个人利益,尤其是那些和国家社会失去联系,无法认同基本民主价值观的人更是如此。”
 
        齐克所描述的并不仅仅是个德国问题,整个西方世界箭在弩上的人越来越多。在有过激传统的法国,黄杉运动冲突场面不断。在给人“很少过激”印象的英国,“脱欧”问题引发的仇恨导致支持留欧的政治家乔·考克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在持续过激的美国,那个世界上最有权势同时又最易暴怒的男人愉快地一刀深似一刀地砍向社会。
 
        大约20年前,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其备受关注的著作《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中描述了特朗普时代到来之前的美国社会状况。帕特南写道:在美国,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人际交往都急剧减少了;参加派对、工会组织、教堂和协会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他们更少去打保龄球和玩扑克牌,下班后更少和别人一起喝一杯,晚上更少约饭,也更少一起出去玩;与此相反,有一项集体活动却是越来越流行,那就是邻里安全共同监管。
 
        帕特南表示,人们对国家和其他公民的信任感消失了,而这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避免建立社会联系的孤立者更容易受低级本能驱使行事。“滥杀无辜的一般都是些‘不合群的独来独往者’,这并非巧合。”帕特南笔下美国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德国。在这里,教堂多年来一直在失去信徒,两大党派也一样:1990年,约80万信徒入了基民盟,到2018年变成了40万:而相同时间段社民党的这一数字则从94万降到了45万。
 
        德国人喜欢独自度过休闲时间。未来问题基金会定期研究德国民众最重要的休闲活动。2018年,直到第八位才出现了必须和他人碰面才能进行的活动(“和伴侣度过”)。而与之相比,德国人更喜欢看电视、听收音机、上网,甚至“静养”“什么也不做”。
 
        还有一点也是很多人都会认同的,那就是每个人都得对自己负责,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考虑,最后所有人就都被考虑到了。然而,极端的个人主义会不可避免地走向隔离,离群索居者会认为自己不需要考虑到任何人,一些人就会径直取得自己所需,哪怕是借助暴力。
 
        伴随着集体活动的减少的,是私人领域的武装和布防。多年来,小型武器许可证的持有量一直在增加,同样的还有胡椒喷雾的销量。安保工业迎来了繁盛期,因为将住房改建成小型堡垒的人越来越多。对于足够有钱的人来说,在别墅中建一间应对非法入侵、恐怖袭击或其他威胁等的安全室,几乎已成一种惯例。而如果冬天站在滑雪道上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敢不戴好头盔,做好背部和手肘防护,全副武装地进入缆车,看上去仿佛不是去雪地,而是上战场。
 
         “将个人主义视为榜样的做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保罗·科里尔说。去年,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选出了一位孤独部长,并不是偶然。在利己主义原则至上的社会,“家乡”“身份认同”等概念得到了火热的探讨,可能也不是偶然。而主导这些讨论的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则引人担忧。
 
        “残忍最初的表现常常就是漠不关心,语言可能变为行动。”2012年2月,在右翼极端恐怖组织N S U受害者的纪念活动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曾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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