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女儿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作者：刘丽丽/编译 阅读人数162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如今的样子，
上方横亘的铁牌依旧写着：工作给你自由。
小图为纳粹统治时期的照片。
每年的1月27日是缅怀大屠杀遇难者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2020年1月27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5周年。作家佩姬·奥伦斯坦回忆起曾经与14岁的女儿参观纳粹死亡集中营的痛苦经历。女儿的反应让她大为惊讶。
几年前，有一首很流行的诗歌，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世界至少有一半的不美好，
不过我从来不告诉孩子们。”
一个11月的早晨，天气雾蒙蒙的，我和丈夫及女儿驱车前往奥斯维辛-比克瑙纪念博物馆时，我脑海里一直翻腾着这句诗。博物馆在波兰，是当初纳粹政权最大的“死亡工厂”。去那里参观本来并不在我的旅游计划之内，但身为纪录片制作人的先生被邀请到波兰一个电影节作评委，再加上我和女儿黛西都是犹太人，去那里参观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去博物馆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实际上，从订好机票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恐惧了。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还有黛西。她当时只有14岁，刚好达到博物馆对最小游客的年龄要求。我知道这趟旅行一定会给她造成很大的精神创伤，可到底是怎样的创伤呢？做噩梦？让她更深地探究自己的文化传统，更认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还是拒绝面对有关这个身份的一切？
20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很小的犹太社区，那里住着一些种族大屠杀的幸存者。大屠杀纪念日的时候，他们用古朴的口音给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有人还给我看了胳膊上的纹身。在一场“死亡行军”中，我朋友的母亲，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她亲眼目睹自己的妈妈被德国人枪杀，倒在冰冷的雪地上，她却只能继续往前飞奔。第二天，包括她在内的10名幸存者被俄国人解救出去。我们还了解了毒气室以及女人被强制节育的事情。10岁时，犹太学校就给我们播放了图像纪录片《夜与雾》，对我们来说很可能有点太早了。
但黛西不一样。她对犹太人的生活少了很多了解，更没有什么实践。我也从未找到合适的机会跟她聊起大屠杀的事，告诉她如果我们生不逢时的话，也早就成为那些遇难者中的一员了。带她去博物馆就好像是我们蓄意剥夺她内心的纯净。
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我做了尽可能多的准备——先带黛西去参观了波兰其他犹太人的场所，让她知道种族大屠杀的悲剧，也了解曾经存在过的犹太社区的繁荣。在首都华沙，我们在“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消磨了一整天，那里展示了犹太人在波兰一千年的生活轨迹。之后，我们又去了克拉科夫的辛德勒工厂，自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播出之后，工厂就成了一座展示德国统治下犹太人和波兰人生活的互动博物馆。
佩姬和女儿黛西
当时，犹太人占据波兰人口总数的10%——大约300万人。他们组建了自己的政党、青少组织和学校，拥有150种犹太刊物，犹太剧院盛行。虽然反犹太主义一直在某些地方存在，大多数犹太人都过着贫穷的生活，但在整个波兰，医生中超过一半都是犹太人，律师中的犹太人也足有1/3。
从克拉科夫到奥斯维辛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黛西都在唠叨她在学校从来没学过有关“大屠杀”的历史。“妈妈，我觉得您应该给我们校长写一封信。”她说。我点了点头。她能想到这个，我感到很骄傲。
到达奥斯维辛的时候，薄雾已经散去，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脚下的土壤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我们跟着导游走进悬挂有“工作给你自由”铁牌子的大门。游客纷纷在牌子下面拍照留念，但是我们拒绝了，我实在想象不出要摆出怎样一副表情才好。
我难受得几近崩溃。我们走过一排排的营房，那里曾经住满了囚犯，地板上的草垫就是他们的床；我们参观了11号区的1平米“站立囚室”——4名囚犯被同时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囚室里，丝毫不能动弹；我们还去了当初的医疗实验场所、处决囚犯的院子、毒气室和火葬场。
一件现代展览品上架着一本直排的书，足有几千页厚，上面记录着所有死者的名字。我找到了列有自己姓氏的页码，共有11页，密密麻麻都是“奥伦斯坦”“奥伦斯坦”“奥伦斯坦”“奥伦斯坦”。不知道其中哪一个会不会是我的表亲，他们去世时有多大，曾经过着怎样的生活，有没有孩子，那些孩子是不是也死了……我想起了已逝的几代人，还有那些没有机会出生的后代，脚下像踩了一团棉花，突然站立不稳。
在另一栋建筑里，我们见到了成堆的鞋子、发刷，还有纳粹分子从囚犯头上剃下来并保留到现在的头发。我们在一堆手提箱旁边停了一会儿。每个箱子上都清晰地印着一个名字。导游指着一个写有格特鲁德?诺伊鲍尔的小孩子的箱子说：“看，两天前是她的生日。”跟我的生日碰巧是同一天。黛西伸出胳膊抱住我，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奥斯维辛是一个囚犯劳动营，许多人死在了里面，但紧邻的比克瑙则是一所大规模灭绝集中营。每个临时搭起的营房里住着至少700名囚犯，五六个人挤在一张木板床上，没有暖气，没有水，食物也少得可怜。将近100万犹太人，以及大约12万来自波兰、罗马和苏联的战犯死在了比克瑙集中营，而且大部分人死于毒气。被苏联红军击败撤退之前，纳粹军队炸掉了那些毒气室，只留下一片废墟，我们的参观也在废墟中结束。黛西给一座纪念碑拍照时，我一直在想：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纳粹分子的暴行让人费解，当然了，他们的行为并不是特例。每个人都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力量，也或多或少都有邪恶的一面。我们的内心深处藏着丑陋、阴险和残忍。然而，我们也可以无私、勇敢和坚韧。有好运，也有霉运；有守信，也有失信；有舍身，也有生存主义。面临人格的试金石时，我们会怎么做呢？
阳光透过光秃秃的树干照下来，天空斑斓着一片淡紫、橙红和霓虹粉。出口处的路灯眨着眼睛，我们裹紧衣服，抵御空气中的一丝寒意。暖和过来后，我们准备离开。导游跟我们一一握手。“现在，你们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了。”他说。
返程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默默消化着刚才所见的一切。我偷偷瞥了一眼黛西。她闭着眼睛，大概是睡着了。结果，她突然一下子抬起了头。“妈妈，我不想让你给我们校长写信了。”她说。
“你不想了？”我很惊讶。
“嗯，”她说，“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亲自写这封信。”
世界至少有一半的不美好，不过我从来不告诉孩子们。但现在，我的女儿见到了。说实话？我觉得她因此变得更加坚强。
佩姬·奥伦斯坦是《纽约时报》畅销书《女孩和性》的作者。
原文作者：佩姬·奥伦斯坦
[编译自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杂志》]
查看全文请网上订阅实体杂志订 阅
百味人生
